让我们一起探秘古蜀水利技术的前世今生吧!

传说在帝尧时期，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洪水。为了制止洪水泛滥，保护农业生产，尧帝曾召集部落首领会议，征求治水能手来平息水害。鲧接受任务后，采用堤工障水，作三仞之城，就是用简单的堤埂把居住区围护起来以障洪水，九年而不得成功，最后被放逐羽山而死。舜帝继位以后，任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改“围堵障”为“疏顺导滞”的方法，就是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壅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合通四海，从而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川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

后来禹因此而成为夏朝的第一代君王，并被人们称为“神禹”传颂于后世。传说中大禹曾在巴蜀多地治水，而事实上，大禹变堵截为疏导的方法，就是从治理岷江开始的。《尚书·禹贡》中载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就是说大禹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首先应用在了与成都平原息息相关的岷江治理上，这种理念对后来的蜀地水工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早在大禹治水之前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就已经有了御洪技术。宝墩文化古城群的时代为距今4500—3700年前，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时候成都平原的气候变动幅度增大,旱灾、水灾交替频繁,突发的洪水常常冲毁人们的定居点。 

宝墩文化城址的分布

因此，宝墩时期城址大都选择在“远支流，近干流”的河流台地上，这样既能避免水患，也便于取水和渔猎。而这些城池的布局大多与河流平行，加上城内地面高于城外，古人利用地势沿台地边缘筑起了墙垣来防洪。这是先民最早抵御洪水的方法之一。

宝墩时期郫县古城的城垣还采用大量河卵石来加固城墙，而古城采用的独特“竹木护石”技术则被视作其后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大放异彩的竹笼络石技术的萌芽。

从距今3700年开始，宝墩文化走向衰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另一个强大的文明——三星堆文化（距今3700-3200年）兴起，它与之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距今3200-1500年）共同构成了商周时期蜀地青铜文明的高峰。这时候，水文变迁仍然是影响蜀文化发展最强大的外在因素之一。

商周时期蜀国古城依然沿用了滨河而居的布局，这样固然便于生活取水和渔业捕捞，但同时也需要城体具备很强的抗洪能力。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遗址，其走向就与鸭子河相同，各城壕与城址内外的马牧河、鸭子河互相沟通，既有防御的功能，又有水上交通的功能。高大、厚实的城墙，以及城墙内外侧地层的差别则显示了城墙除了具有抗御外敌侵略的作用外，还具有抵御洪水的功能。

在建筑上，古蜀人也采取了不少防洪防潮的措施。早在宝墩文化时期，蜀人已开始利用干栏式建筑来抗洪和防潮。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和十二桥遗址都发现了干栏式建筑的遗迹。这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在房屋居住面与地面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间，有利于防潮抗洪。同时，十二桥遗址的建筑遗迹显示，这时候圆竹、竹篾等材料在建筑中大量运用，上承郫县古城的“竹木护石”技术，更是日后蜀地独特“竹笼卵石”技术的先声。

十二桥遗址小型杆栏式建筑F1结构图

此外，干砌卵石技术也开始在水利工程中初步应用。人们在城市和聚落中通过堆砌卵石埂来防水防洪。金沙遗址就发现了两条由卵石砌成的埂子，这是成都现存最早的以堆砌卵石建筑河道护坡的水利工程。

金沙遗址出土的卵石埂子

发展中，伴随古蜀文明进程的水利工程有了更高层级的意义。

从春秋后期开始，古蜀王国进入传说中的开明王朝统治时期，这是古蜀文明中与治水联系得最为紧密一代王朝。

首先，传说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开明氏来自于荆楚地区，其能够在成都平原称王，就缘于治水之功。而且，成都平原大量出土的船棺葬有可能与蜀开明氏族有密切关系。